2019诺奖得主迪弗洛:“复活”发展经济学的女经济学家

2019-10-30 07:16:11/阅读:4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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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埃丝特·杜弗洛(esther duflo)和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一同获奖。埃丝特·杜弗洛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经济学家。早在2010年4月24日,她还获得了美国经济协会颁发的克拉克奖,被称为“小诺贝尔奖”。本文是当时《管理科学家》中“比较”研究部负责人陈魏勇发表的一篇文章,介绍了埃丝特·杜弗洛的贡献。界面商学院由作者授权将其转发给读者。

经济界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女权运动”。在女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奥利弗·e·威廉森分享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经济界的另一个重量级奖项落到了女性身上。2010年4月24日,美国经济协会宣布了今年的克拉克奖,颁给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女性经济学家埃丝特·杜弗洛(esther duflo)。

克拉克奖(Clark Award)成立于1947年,最初每两年评选一次(1953年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奖项)。最近,它每年都被选中。获胜者必须是对经济思想和知识做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的年轻经济学家。在克拉克奖获得者中,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诞生了——保罗。塞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保罗·克鲁格曼和其他人都是克拉克奖获得者。因为克拉克奖在学术界分量很重,而且与诺贝尔奖有很大的关联,克拉克奖在经济界被称为“小诺贝尔奖”。杜弗洛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的杰出贡献值得克拉克奖。

埃丝特·杜弗洛1972年出生于法国。早年,她就读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并于199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巧合的是,以前的克拉克奖得主西兹和杜弗洛同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同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毕业后,杜弗洛留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至今,目前担任麻省理工学院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教授,同时担任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为实验室主任。在多年的研究和教学中,杜弗洛教授运用了新的方法,影响了发展经济学的进程。与此同时,杜弗洛教授热衷于实际工作,特别是反贫困工作,并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提供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对这些国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杜弗洛教授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近年来她也获得了大量荣誉:她是迈克·阿瑟奖(Mike Arthur Prize)的获得者,卡尔沃·阿曼戈(Calvo Armangol)国际奖的第一位获得者,也是美国艺术科学院的成员。2009年1月,她应邀在法国科学院发表演讲,成为这座学术圣地数百年历史上发表演讲的最年轻女性。

从宏观到微观:发展经济学的转向

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其关注的主题基本上涵盖了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如如何积累资本、如何开发人力资源、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农业化、如何在部门之间流动人口、如何开展对外贸易、如何利用外资、如何制定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何与市场协调计划以及如何选择发展优先事项...

二战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大量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这些新兴国家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界的主要议题之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曾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兴盛一时。发展经济学家已经成为各国政治领导人的客人,在各国政界和学术界游荡。其他领域的经济学家非常羡慕他们的风景。

然而,发展经济学家的好日子似乎不会持续太久。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度繁荣的发展经济学似乎被学术界抛在了后面,甚至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声称“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消亡”。发展经济学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在实践中,在发展经济学繁荣的几十年里,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根据其丰富的经济知识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许多药方。然而,这些处方似乎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一方面,快速发展国家在这一时期采取的政策往往没有得到主流发展经济学家的承认。一个常见的例子是新加坡的发展,国家干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并没有得到信奉自由市场理论的主流发展经济学家的认可。因此,新加坡发展的成功给主流发展经济学以沉重打击。另一方面,从国家比较的角度来看,同一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不同国家的应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市场化战略在一些国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发展,而在另一些国家却带来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使得国家的发展停滞不前。这种“时间短,时间短”大大降低了经济理论的可信度。

第二是理论方面。由于发展经济学传统上被定位为一门国家科学,其理论大多是从宏观层面发展起来的,而其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理论模型的推导上。这两个特点使得传统发展经济学提出的理论趋于“空对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理论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信仰”或“学说”,但它们的实际应用价值不大。

当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陷入困境时,一群新的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尝试与以前的探索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探索使已经宣告死亡的发展经济学复活。与以往的发展经济学不同,新发展经济学将视角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即主要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与此同时,新发展经济学不同于传统的以“主义”为重点的发展经济学,它更注重“问题”,即放弃对空洞的国家发展战略的讨论,而专注于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逐一进步的具体项目。由于这两个重要变化,发展经济学开始抛弃“深不可测”的外衣,变得更加实用和有意义。因此,它重新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

在发展经济学的这一重要转型过程中,杜弗洛教授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示范作用。在她的研究生涯中,她从来没有做出过很大的概括,而是一直专注于具体项目的逐一评估,总结项目研究中的理论和相关政策建议。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杜弗洛教授对印度大坝建设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水利和灌溉设施建设是农村发展的一项重要活动,但这些活动的经济影响过去很少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为了填补这项研究中的空白,杜弗洛教授和他的同事分析了在印度某处修建大坝的后果。通过观察,杜弗洛等人发现大坝下游地区的灌溉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这些地区居民的收入也相应增加。然而,在大坝施工现场,土壤和灌溉条件将因大坝施工而恶化。通过详细的计算,杜弗洛等人认为,总体而言,大坝的建设可以促进整个地区的福利,但它也有扭曲收入分配的副作用,即大坝建设现场的居民实际上为整个地区的发展承担了额外的贡献。杜弗洛教授认为这种副作用不容忽视。坝址居民的收入大多处于贫困边缘。由于大坝的修建,这些不富裕的居民将陷入贫困线。虽然修建大坝增加了整个地区居民的总收入,但也增加了该地区的贫困率。

显然,与传统发展经济学相比,杜弗洛教授的上述研究切入点很小,结论也不像传统理论那样宏大和令人兴奋。然而,从实践和操作的角度来看,这种研究显然更好。

将随机实验引入经济学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根据传统的理解,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往往无法进行可控的随机实验,而只有理论科学而没有实验,其经验意义和实用价值往往值得怀疑。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借鉴相关学科的实践,将随机实验的思想引入经济研究。这一尝试不仅丰富了经济研究的方法,也使相关的经济理论得到了更好的检验,更可靠。当然,在发展经济学等学科中,很少有人能真正被用作“老鼠”,所以发展经济学家所谓的“随机实验”更经常是基于外部随机影响,受影响组和未受影响组分别被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更像是实验的设计者,而发展经济学家充当观察者和解释者。杜弗洛教授是将随机实验方法应用于经济研究的杰出代表。

在杜弗洛运用实验方法进行政策分析的过程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女性政治家的研究。很久以前,人们发现作为决策者,女性的行为与男性截然不同。近年来,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许多国家为妇女保留了一些政府职位,以鼓励妇女参与政治。在其他国家,法律规定参加选举的政党必须在其选举小组中有一定比例的女性代表。这些措施大大增加了妇女参政的机会,反映了男女平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做法可能会阻碍一些政府职位的征聘,从而造成某些效率损失。那么,让更多的妇女担任相关的政府职位会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显然,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与女性政治家和男性政治家的工作成绩相提并论,因为在一个对男女比例没有特殊要求的政府中,政治家能否占据一定的职位基本上取决于他们自身特点和工作特点的匹配程度,与性别无关。尤其是当某些职位需要通过选举获得时,政治家的行为代表了选民的意见,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偏好。因此,很难通过观察一般数据来区分性别因素的实际影响。那么,如何准确衡量性别因素的影响呢?一种直观的思维方式是使用实验,也就是说,一些职位是为女性指定的,而另一些职位不受限制。然而,很明显,没有经济学家能够说服政府进行这样的实验行为。他们能做的就是等待现有的机会。在许多同行中,杜弗洛教授显然是最有能力把握相关研究机会的。她指出,印度1993年的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三分之一的村行政人员必须是妇女,被指定为妇女的村行政人员是随机指定的。印度的这一政策为杜弗洛教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实验”条件。相比之下,杜弗洛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首席行政官必须是女性的地区,政府在教育上的支出更少,在饮用水供应上的支出更多。此外,一些地区的女性高管更重视交通建设,因此在道路建设上花费更多。

应该说,杜弗洛教授的发现似乎很普通,但这是第一次通过实验方法分析女性政治家行为的影响。其结论对发展中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参考意义。其次,这一分析说明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家的个人特征(如性别、教育水平等)。),这与近年来政治学转向研究政治家个人特征的趋势是一致的。

《魔鬼经济学》的作者史蒂文·莱维特在博客中谈到今年的克拉克奖时说:“杜弗洛教授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天才。”杜弗洛教授的个人学术天赋当然值得肯定,但克拉克奖可能更多是由于对他的研究方向的肯定。回顾杜弗洛教授的学术和实践生涯,她一直致力于探索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实际问题,并一直坚持帮助落后地区与贫困作斗争,这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另一方面,我国一些经济学家要么身居高位,谈论抽象理论,要么躲在小建筑物里学习“黑板经济学”,对具体问题视而不见,甚至嘲笑研究实际问题的同龄人,认为他们不从事学习。这种低估现实、强调神秘的趋势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我希望杜弗洛教授的奖项能激励我们的经济学家。

(这篇文章只代表了作者的观点。责任电子邮件: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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